□ 马 力
这个黄昏，我是在漳州古城度去的。
城中的老街，多铺砌青色条石，透出式样的古。赶上下班的当口儿，满街人。宽宽窄窄的街，幻作宽宽窄窄的河，时间之河。行人在这中间移动，有的稍快，有的稍慢，终是向前的。我在街角站了片刻，就挤进人群，走入这座城市的深处。我迎着一张张新鲜的面孔，一点不感到陌生，和悦表情带来的暖意让我熨帖。
人，是最生动的角色，不管在历史活剧里，还是在现实场景中。我把目光射向摩肩的男女，他们也把目光投给我。彼此都在亲切的注视中感受微笑的力量，如同逢着会心之友那般。
在素怀追昔之念的我这里，目光是从心间吐出的丝，织成网。可是呀，再密的网，也搜不尽值得忆恋的过往。
我的思绪飞向老去的年代。我从或远或近的背影上，看到了漳州的古今。
古城是一棵树。本地人如枝头的叶，岁岁年年，荣枯便是生涯。
修文西路有一家店，专卖笊篱。大大小小的笊篱，挂满门扇，路人都要停下脚，瞧上一会儿。女店主手里正编着一个笊篱，很精致，简直就是工艺品！店内的牌子上题着四个字：笊篱人生。百年传承的民间手艺，成了漳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澎湖路旁，缓缓地淌着一条宋河。我能从水纹的微漾中，感到时光的流动。河上的安丰桥边，轻摇的波影映着一座木偶艺术表演馆。漳浦人杨胜、龙海人郑福来，悉因布袋木偶艺术表演而扬名。二人主创的《大名府》《战潼关》《卖马闹府》《蒋干盗书》《大闹天宫》《雷万春打虎》诸戏，珍为瑰宝。木偶戏的巧妙，我说不上来，可我明白，坐而赏之，在声腔乐调中细品其表演艺术和舞台美术，当是精神的饱饫。漳州布袋木偶戏与木偶头雕刻，也是尽心传承的非遗。
更有多位本地人，大可夸说。
香港路上的两座石牌楼，均建于明代。路狭，牌楼在形制上并不缩其尺寸：三间五楼十二柱，通体高十余米，矗在那里，派势大得压过路旁的番仔楼。
尚书探花坊，是为一个叫林士章的漳浦人造的。这个人，在南京和北京的国子监做过祭酒。元明清三代，国子监是最高学府，祭酒就是校长。这个差事，较为清闲，薪俸不厚。此人后来升了官，当了礼部尚书。乡人以功名为荣，立坊，就不奇怪。牌楼的装饰，是以锼镂的手段实现的。檐额之下的竖匾，镌出活泼泼的游龙，又将“恩荣”两个正楷字刻了上去。意思明摆着：林士章的荣耀，因隆宠而来。南北明间所镂“尚书”“探花”四字，自含骨气。
三世宰贰坊，为龙溪人蒋孟育和其父蒋相、祖父蒋玉山而造。蒋孟育，官至吏部右侍郎，赠尚书。他的父亲与祖父，均为赠侍郎。尚书、侍郎的前头加一个“赠”字，是说这官职是死后循例追授的。宰者，官也；贰者，副也。看官衔，蒋家三世都为侍郎，任的全是副职。官场上的配角，到了自己的生命中，却是胆气堂堂的主角。不管怎样，乡人与有荣焉，便将“三世宰贰”“两京敭历”这八字，勒于牌楼的两面，也把蒋氏居官的政声治绩彰示得分明。
凝注，是感知眼前牌楼的理想方式。额枋、月梁、花板上的雕饰，所经年月太久，有点模糊了。是凤鸟纹、蟠龙纹，还是卷草纹、缠枝纹？我一时看不出。承托梁枋的雀替，皆作龙形，不失腾骧之势。静立的牌楼，因之昂霄。
两座石牌楼，有很深的纪念意味。我好像瞧见林士章和蒋家三人，站在路边跟游客打招呼。
文庙对面，是一座门牌上标出“龙眼营100”字样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栋双层小楼，辟为文学馆，纪念三位漳州籍作家。他们是：生于平和县坂仔镇的林语堂，甲午战后随父亲许南英从台湾内渡福建、落籍漳州的许地山，生于南市街（现香港路）的杨骚。
《林语堂自传》是一篇充满回忆的文章。人生最初的记忆总是和家乡关联的。在《少之时》一节里，林语堂说：“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家庭的爱、自然的美，给了他一个快乐的孩童时期，并让他走对了成长的路。“在童时，我的居处逼近自然，有山、有水、有农家生活……在我一生，直迄今日，我从前所常见的青山和儿时常在那里捡拾石子的河边，种种意象仍然依附着我的脑中。”他眷恋依稀如旧的甜美年光，“记得，有一夜，我在西溪船上，方由坂仔（宝鼎）至漳州。两岸看不绝山景、禾田，与乎村落农家”，凉夜，岸边的竹树、高悬的船灯、悲凉的箫声、水上的微波，满具诗意，又是一幅天然图画。夜泊的光景，丰富了精神上的所有物，他觉得“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故园风物给了这位乡村少年一个美而温馨的梦。
现代散文中，许地山的《落花生》是有名的一篇。上语文课，要学它。听人讲，《落花生》是在漳州城东南隅的丹霞书院里动笔的。真的吗？许地山曾入设在漳州的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做教员。从缅甸返国后，他重回此校任教职，该校附小的主理（校长）也由他兼任。这座师范学校的校址，即在当年的丹霞书院。这么一想，我听来的那个说法，并非无端。更细的，我就不知道了。
许家的训教，是从一粒花生开始的。许南英对子女们说：“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这番言语入了许地山的心，他说：“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落花生》里这些朴实的话，我打小便记牢了，且一遍遍地在心上温过。那道理是深的，给人一个方向。有了这方向，便不会迷茫地度日。
到了许燕吉这辈人，家风不改。许燕吉写过一本自传，印成书，叫《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书的《前言》里有几行文字：“我是许地山的幼女，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但他那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作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自信。”这书的勒口印着她写给读者的寄语：“我希望你们既看到水面上的花，也看到下面那些不怎么好看的根。”谆切之言、恳诚之意，皆从自己的生命经验中来。
许地山的创作，在小说和散文两种体裁上显示出成绩。他对中国的新文学尽了很大的心力，而那一种复杂的倾向，也在他的作品中难以掩饰地表现着。茅盾说“这便是落华生的人生观。他这人生观是二重性的。一方面是积极的昂扬意识的表征（这是‘五四’初期的），另一方面却又是消极的退婴的意识（这是他创作当时普遍于知识界的）”。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对于描写社会现实甚力，而许地山又擅于摹绘异国风物，笔墨带着浓郁的浪漫气息。“在作品形式方面，落华生的，也多少有点二重性……他这形式上的二重性，也可以跟他‘思想上的二重性’一同来解答。浪漫主义的成分是昂扬的积极的‘五四’初期的市民意识的产物，而写实主义的成分则是‘五四’风暴过后觉得依然满眼是平凡灰色的迷惘心理的产物。”这照例是茅盾的看法。
古城外东门街北侧有条管厝巷，巷内的许家故居，留了下来。
杨骚，是怀着革命情绪与进步精神的新诗先行者，也是左翼诗群中饶有创作成绩的一位。迎着烽烟奔冲的他，脉搏跟着现实生活跳动，与时代共呼吸。他的诗歌里，有民族的血与火，有战斗的刀和枪，也有苦难中的绵绵乡愁。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说杨骚的长篇叙事诗《乡曲》表现了要“打碎这乌黑的天地”的愿望和信心，又评价他的诗歌“笔调清新，具有浪漫主义气息”。他的抒情诗《福建三唱》，是对家乡风物深挚的颂赞，是对沦陷国土含悲的怀恋：
朋友，你问吗，我的故乡？
唔，我的故乡，
不是吉林，奉天，
是福建芗江。
那儿没有大豆，高粱；
那儿有米，麦，甘蔗，
山田，水田……
哦，我爱我的故乡！
朋友，你问吗，我的故乡？
唔，我的故乡，
不是热河，黑龙江；
是厦门，泉漳。
那儿没有人参，蛤士蟆；
那儿有荔枝，龙眼，
岩茶，水仙……
哦，我爱我的故乡！
沉黯的岁月里，他那颗滚烫的诗心始终向着眷恋的家山，向着明亮的天空。他期盼霞辉般的胜利之光降临于祖国的土地上。人们把“抗战诗星”这个放着光彩的荣衔加在杨骚身上，他因之在现代诗界留名。
在抗敌的历史背景下，和蒲风、穆木天等人共同发起成立革命文学社团——中国诗歌会，致力以“大众歌调”唤起百姓，也是杨骚在文学组织工作上的实绩。这一文学群体以创作上的努力，使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在左翼文艺运动中获得较大发展。
我读过几则鲁迅日记，都提到杨骚。
人间岁月如流水。放眼今朝，各个以漳州为乡的人，有的依然感受着世间的苦乐，有的已经走了，永远地走了，却又像从未离去。
院子里开着花，一团红。是三角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