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甲清

徐霞客每每动身之初，对于一地之人文地理必是做足功课。他或查阅文献典籍，或搜罗方志野史，或询问乡间土人，每到一地，当地名胜皆能遍察无遗。石鼓山并不算高，突入江中，除居于三水合流的特殊位置，吸引徐霞客专程来访的，恐怕还有石鼓书院千年不绝的文名。

徐霞客在《楚游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游览的经历。“山在临蒸驿之后、武侯庙之东，湘江在其南，蒸江在其北，山由其间度脉，东突成峰，前为禹碑亭，大禹七十二字碑在焉。”三国时在衡阳置临蒸县，徐霞客来时，这里有一个驿站，当是古代的交通要道；武侯庙也未像现今迁至书院里面，改名为武侯祠。步入书院，当面立有禹碑亭，相传是大禹治水功成后在衡山峰顶所刻，字为蝌蚪文，字迹漶漫模糊，几难辨认。

徐霞客游得很细，每一处景观都留下了足迹。崇业堂、宣圣殿、大观楼，这些皆是书院的主体建筑，是讲学、拜圣、藏书之所在。徐霞客登上书院最高处的大观楼，往西俯瞰，远处的衡城正好平平地正对着，与回雁峰南北对峙，蒸、湘两江夹在楼的左右两边，江流近得像从窗槛流过，只有东面两江合流处在楼的后面，不能全部看到。楼的三面，近处是万家百姓的烟火街市，以及三条江流中来往行驶的舟楫帆影。湘江从南面来，蒸江从西面来，耒江从东南面来，三江在此合流，蔚为大观，江景辽阔。远处是高山、云彩、峰岭、树木，它们相互遮蔽映衬，层层叠叠。

徐霞客景仰和赞叹着石鼓书院的灿烂人文。“虽书院之宏伟，不及（吉安）白鹭大观，地则名贤乐育之区，而兼滕王、黄鹤之胜，韩文公、朱晦庵、张南轩讲学之所，非白鹭之所得侔矣。楼后为七贤祠，祠后为生生阁。”意思是，虽然书院的宏伟不如吉安白鹭书院那样壮观，但却是名士贤达们讲学育才的地方，兼有滕王阁、黄鹤楼的优越之处。这里曾是韩愈、朱熹、张栻讲学授业的地方，不是白鹭书院能够比得上的。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年间，鼎盛于宋代，曾得到宋太宗、宋仁宗两位皇帝赐额，与睢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韩愈遭贬由广东至湖北，途经衡州，写下了著名的《合江亭序》，石鼓遂声名大振。北宋大儒周敦颐是湖南道县人，是“上承孔孟，下启程朱”的一代理学宗师，其理学思想传入书院，深刻影响了一代代湖南学子。他们主张经世致用，重教化，讲名节，轻利禄，憎邪恶，影响和培养了一大批学者，石鼓书院因此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特别是南宋时期，张栻、朱熹二人奔走于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开坛会讲，将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思想融入湖湘士子的精神血脉，引领无数仁人志士从书院走出去经邦济世。明末的王船山，清代的曾国藩、彭玉麟，民国时期的杨度、齐白石等，都是从石鼓书院走向历史大舞台。

弦歌历千年而不绝，白墙黛瓦、绿树环合的书院里，仿佛依然回响着一代代学子清朗的读书声。

楼后的七贤祠，设有讲堂和七贤木刻像，是为纪念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黄斡这七位对石鼓书院文化历史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贤。徐霞客从生生阁上眺望，蒸、湘二江合流于前，耒水在两里外向北汇入，雄踞山顶的大观楼囊括了南北西三面的奇观，而此阁却尽收东面两水同流的美景。又往东为合江亭，亭址较为低下而更加临近江流。

徐霞客循着石级转下南面石崖，发现一处五尺高的缝隙，如两掌相合朝向东面。侧着肩膀进去，里面可以容纳两个人，这是朱陵洞的后门。朱陵是炎帝的别名，炎帝曾在南岳水帘洞巡游、居住，水帘洞称为朱陵前洞，石鼓山这个洞称朱陵后洞。自韩愈游石鼓留诗后，许多名人墨客都争相来此寻幽览胜，后人将历代到此游览的名人留诗刻于朱陵洞内，或刻于临江的悬崖处，成为一大景观。

临江的悬崖上其实还有很多石刻，但由于年代久远，大多已风蚀磨平，并没有引起徐霞客的注意，反而是《水经注》中的一句“临承县有石鼓，鼓高六尺，鼓鸣则土有兵革之事”让他念念不忘。他特意寻觅这个“六尺鼓”，但没有找到。合江亭下靠近江边处，有两块石头如竖立着的两块碑，它们难道就是那遇到时世危乱便自动鸣响的石头吗？他反问自己。看得出，每游一地，徐霞客也有按图索骥、考实求证的癖好。

游完石鼓山，夕阳西沉，黑云骤起，天将雨，徐霞客踩着泥泞趁着夜色越过青草桥，回到两里之外的绿竹庵，结束了这段大地理学家与千年书院的相遇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