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贝熙业挺身而出，代表外国驻京医官致函中国红十字会，表示愿意为红十字会服务，支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1939年2月下旬，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黄浩登门拜访贝熙业，询问他能不能助其往“山那边”运点医药品。贝熙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知道，从贝家花园翻过妙峰山，就是抗日根据地。

除了基督教长老外，黄浩的另一个身份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员主任，是一名北平中共地下党抗日情报人员。他早与贝熙业相识，了解贝熙业的脾气秉性，认定他一定会为中国抗战事业尽心尽力。

黄浩要运送的药物器材，是白求恩大夫在前线需要使用的，任务艰巨。下午4点多，一辆挂着使馆牌照的雪铁龙轿车开到西直门城门口，值守的日本人和伪警察都知道这是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老院长贝大夫的车，二话不说，挥手放行。贝熙业一路疾驰，将车开到贝家花园。贝家花园的管家王月川就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接到药品后，立刻安排地下交通员背起沉甸甸的药箱，翻山越岭，把药品送到根据地。3天后，当这些连上海、香港都比较少见的贵重药品和医疗器械送到战地医院时，白求恩非常吃惊，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贝熙业司机的儿子梅洪崑清楚地记得贝熙业取药送药的过程。他说，“贝大夫给八路军送药，我记得起码有十几回。我爸开车之前，总提着个书包，那书包任何人不准动。我妈说你又上哪去？他就一比画，后来我大了才琢磨明白，这一比画的意思是八路军。”

贝熙业当然知道其中的危险，却从未推托过。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批批药品在他的帮助下，经贝家花园转交给地下游击队，再翻过妙峰山，最终输送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边区的战地医院。

由于日军掠夺，物资供应日趋紧张，贝熙业的汽车也不能开了。为了保住通往根据地的生命线，他开始骑自行车运送药品。那时他已年过古稀，从城里到贝家花园有40多公里，需要骑上大半天，沿途还要经过多个日军关卡。在西山夜色初上的星空下，人们经常看到一个白胡子外国老人，风尘仆仆地骑行在蜿蜒的山路上，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自行车“驼峰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