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实习记者 崔哲

“从上海飞到黎巴嫩贝鲁特，如果按距离最优来作航路规划，可能会飞越受战争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何避开这些区域，我需要再仔细查阅其他国家的航空资料。这条航线很复杂，今晚不知道要测算到什么时候，而且随时会有新的任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国内外公益机构、民间组织等不断从世界各地筹集抗疫物资、支援疫情防控前线。金鹏航空近期每天都会收到包机运送这些物资的指令。仅2月13日这天，该公司运行控制部总签派师陈晓辉就接到了5个这样的航线测算任务。

“我们平时执飞的商业航班是按夏秋和冬春两个航季来做航线规划的，每个航季的航线相对固定，所以有足够长的时间作准备，一次洲际航班执飞前至少准备一个月。”陈晓辉说。

但运送抗疫物资的包机订单不同，都是紧急任务。托运方希望越快越好，陈晓辉心里同样着急：“我们也特别想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些物资运回来。”

2月13日完成执飞的“上海—荷兰阿姆斯特丹—克罗地亚萨格勒布—武汉”抗疫物资包机航班，便是陈晓辉和同事们与时间赛跑、在不到40个小时内完成准备工作的。

这趟包机要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发，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装载物资。而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尽快拿到落地许可是首要问题。经外交部、中国民航局、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等多方协调，飞机落地等事宜得以解决。

但此时还有一个严峻情况摆在陈晓辉面前——欧洲正遭遇飓风“席亚拉”，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已有约240架次航班取消。经过对当地24小时天气预报的仔细研判，陈晓辉测算出一个“窗口期”——当地时间2月11日19时至次日0时的气象条件可达到飞机起降标准。但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23时后实行宵禁，实际仅有4个小时供飞机落地、装货、起飞。

要不要利用这个“窗口期”？陈晓辉不是没想过等飓风更小一些后再执飞。“但无法预测之后天气如何，如果错过这个‘窗口期’，不知要再等多久。这是运输抗疫物资的航班，我还是想在确保安全前提下，越快执行越好。”

于是，航班定于2月11日14时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发。

从接到此次包机任务到确定执飞时间，仅有30多个小时。除了测算、制定航线，这期间还涉及大量其他方面的准备工作。“比如，我们需要向这次航班飞越的12个国家提交飞越申请并拿到许可。由于存在时差，各个国家批复时间不一样，我们只能通宵达旦。”陈晓辉说。

航线测算本身需要做大量细致工作，才能确定是否可以执飞、如何执飞。临时包机航线没有充足的准备时间，有的甚至是全新航线，再综合各种影响因素，不确定性很大。据陈晓辉介绍，这段时间他经手的临时包机航线测算最终执飞的线路仅有5%。从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到2月20日，他没休息过一天，最忙时连续3天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左右。航线测算与飞行安全息息相关，需要全身心投入。居家办公期间，陈晓辉家里的咖啡机几乎全天运转，家人还特意为他腾出专门的房间来工作。

为更好完成特殊时期抗疫物资运输任务，金鹏航空也把公司优势人力资源集中调配给这些临时包机的执飞。

执飞此次“上海—荷兰阿姆斯特丹—克罗地亚萨格勒布—武汉”航班的机长曹雍是金鹏航空747机型飞行教员和检查员，有20多年飞行经验。他还是一名有16年党龄的党员，此前执行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救援物资等运输任务。2月1日，曹雍还完成了伦敦至重庆的抗疫物资运送。

航线还在测算阶段时，接到飞行任务的曹雍就已到公司待命。当航线和执飞时间最终确定，距飞机起飞不足24小时。这时的曹雍需要快速熟悉航路计划、备降机场、目的地机场运行特点、天气情况等一系列情况，作执飞前的最后准备。

当地时间2月11日19时30分，航班落地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虽然当时的气象条件符合着陆标准，风速也在可开舱门卸货标准范围之内，但相比平时，飞机操作难度还是增加不少。“当时气流非常乱。滑行到位后，飞机还在一直晃，飞行仪表已经看不太清楚了。”不过，在执飞经验丰富的曹雍看来，这种情况不算什么，都在可掌控之中，这也是一名合格机长必须要有的能力。

在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用2个小时完成29吨医疗物资的装载后，航班飞往克罗地亚萨格勒布机场继续加载6.3吨物资，并于北京时间2月13日8时左右抵达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返回上海后，曹雍继续保持待命状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疫情当前，义不容辞！而且这本身就是我的本职工作，相信每一个中国人、民航人都会这么做。”

截至目前，金鹏航空已累计运送超过287吨海内外抗疫物资至国内多地疫情防控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