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谁在敲门》（喻荣军编剧，王筱頔导演）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与重庆市话剧院联合出品，是川渝两地唯一入选第十九届中国戏剧节的剧目。作品改编自知名作家罗伟章2021年出版的长篇同名小说，舞台上，艺术家们用3个小时为观众铺陈了一幅川东大地三代人的生活变迁长卷。
川东我是熟悉的，因为我最美好的青春曾在那里播洒了两年，而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年我都会故地重游。于是，当在杭州这样一个陌生的城市观看到这样一部剧作，我几乎是雀跃了。而此番剧作以方言呈现，那方言俚语中的烟火气更是唤醒了我20多年前的记忆。说是记忆，其实更是一种乡愁，只是没想到会被这样一种方式唤醒。
要将一部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实属不易。因为小说的叙事可以事无巨细，特别是对人物的描写，可以细致入微，给读者充足、充实的想象空间；转译为戏剧作品就不一样了，这无疑要对演员、舞台等提出更艰深的要求——饶是这样，也未必能有出色的呈现。或许正因如此，最初接到创作邀约时，编剧喻荣军是拒绝的。转机出现在他读完小说上部之后——小说像一记重锤，敲开了他对乡村的记忆之门，也让我们得以在舞台上看见这样一部充盈着温暖现实主义观照的作品。
作品中，农民许成祥是老一辈的代表，当然还有跟人吵了一辈子架的侯大娘、欠许成祥一板川剧高腔的贵爸等；中年人的代表，当然就是许春明几姊妹，包括夫媳了；青年的代表，则诸如四喜、李志、燕儿，等等。于是，家长里短中，一幅有关川东大地三代人生活变迁的长卷徐徐展开。
中国传统乡土社会讲究“父母在，不远游”。主创删繁就简，围绕父亲展开了核心叙事，尤其设定为老父亲“过生”这一重要事件。于是我们看见，舞台上的四幕戏中，老、病、死都围绕农民许成祥展开。这样一来，既保留了原作的文学性，同时又让舞台作品有了戏剧性的呈现空间。当然，如果只有老、病、死，观众的审美期待中，总感觉少了些什么，所以，剧作家增设了“生”一幕。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生老病死中的生，而是新生抑或重生。于是在舞台上，我们看到，父亲虽然是核心，但并不是主角，主角是大姐。虽然是主角，其实并没有主角的光环笼罩，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邻家大姐——操心、操劳，任劳却不任怨，她会抱怨、会唠叨、会数落，但也藏得住不能说的秘密——“死了没人埋”。而这句谶语，成了压垮她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大姐背负了太多的家庭责任，在她解脱时，大姐夫还在狱中改造——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错买单，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生？
至此，剧作创设的老、病、死、生四幕圆满了。再加上作为序幕的“回”与作为尾声的“离”，代表着“聚”与“散”。老许家，就此散了。这不免让人心有戚戚焉。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是城乡发展过程中一家三代人生存境遇的变迁，但实际上，作品给我们呈现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而是一个时代的镜像，老中青观众都可以在舞台各色形象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演员的表演十分细腻。老实巴交的父亲许成祥，生日宴上不受控制的口水，病床上的挣扎——对病入膏肓的细致刻现，让人揪心不已；左右逢源的大姐夫李光文，举手投足，活脱脱的圆滑做派；勤劳操心的大姐许春红，家里家外、老老少少都要操持，眼里随时有活，不是在忙，就是在去忙的路上；吹牛不打草稿的四喜，他的谎言甚至让吃尽苦头的父辈执迷不悟；还有与四喜形成鲜明对照的贵兵，他以勤劳踏实的性格底色扎根乡土，自在安身。于是，我们看到了在纷繁中的迷失与在正道中的坚守并存，看到了无奈父母恨铁不成钢的辛酸，看到了回归与逃离的义无反顾，也看到了很多难以言之凿凿的述说。这哪里是舞台戏剧表演，分明就是“实话实说”。
用方言话剧的形式进行舞台呈现是有些冒险的，尽管出了字幕，尽管四川方言属于北方语系，但还是给观众造成了不小的观演障碍。因为川东很多方言俚语用普通话实在是难以译介，只可意会，加上随时要转头去看字幕，难免打扰对舞台的关注。而3个小时的演出时长，不仅对演员是考验，对普通观众亦然。好在《谁在敲门》的杭州第十九届中国戏剧节之行，经受住了考验。这是否说明方言的土味是迷人的尚未可知，但在一众字正腔圆的话剧舞台上，增加一些诸如京味话剧、川味话剧等方言话剧，至少于舞台的丰富性而言是大有裨益的。
传统与现代之间，隔着的只是一扇门。于是我们关注门是什么？门里面是什么？门外面又是什么？
我们更关注谁在敲门？在敲谁的门？又是谁在等待敲门？当门打开，开门的或者敲门的，看见的可是想见的人？
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经济浪潮的席卷中被削弱，当亲情的温度被物质欲望降低，当信念的坚守在时代的撕裂中被动摇和重新建构，我们需要叩问。舞台上的《谁在敲门》恰恰就是这样的叩问。在巴蜀文艺创作从高原向高峰攀登的路上，我们需要诸如《谁在敲门》这样对乡愁给予现实主义观照的作品。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去敲醒我们的心门，去留住我们的乡愁，去延续我们的温情。
（作者系四川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一级艺术研究，《四川戏剧》主编助理，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