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不少热门旅游目的地面临因游客过量而引发的系统性困境，过度旅游问题凸显。一些国家采取了征收旅游税的措施，要求游客分担相应的公共成本。旅游税本质上是利益再分配的工具，其核心在于将旅游活动产生的部分收益转化为专项资金，用于缓解过度旅游带来的基础设施超载、主客矛盾加剧、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风险等问题。
基本内涵
旅游税是旅游目的地应对过度旅游挑战而实施的政策工具，其核心在于通过税费机制协调旅游目的地旅游业发展、资源环境保护与社区利益的关系。它要求游客为其享受的旅游环境和公共服务支付相应费用，通常附加在住宿、门票或其他特定旅游活动中。
旅游税在全球范围的兴起，源于过度旅游所引发的旅游目的地管理问题。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对目的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出了严峻考验。接待大量游客需要配置相应的环卫、安保、公共设施等资源，传统财政体系难以持续承担增量成本。
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的矛盾在一些地方凸显。西班牙巴塞罗那等地居民因旅游短租挤压长租房源、推高房租价格而发起抗议，体现出本地居民对社区生活空间因旅游业而被挤压的不满。
过度旅游还使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面临压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警告意大利威尼斯的过度旅游正加剧古建筑“不可逆破坏”，并建议将其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在传统管理手段难以应对大规模、高频次游客冲击的情形下，旅游税成为一项调控工具。
发展历程
纵观全球旅游税的发展历程，其功能定位与实践模式经历了阶段性演变。
20世纪中后期，面对游客增长带来的基础设施压力，以法国巴黎、荷兰阿姆斯特丹、西班牙巴塞罗那等为代表的欧洲著名旅游城市开始通过酒店住宿附加费等方式征收旅游税，主要用于弥补游客产生的道路维护、垃圾清运等公共服务增量成本，其本质是对公共财政的必要补充。
21世纪初期，随着全球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过度旅游问题的日益凸显，旅游税的焦点从单纯弥补成本转向调控过载的游客流量。典型案例是意大利威尼斯面向一日游游客征收依据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收费标准的“进城费”，其核心目标是控制特定时段、特定区域的瞬时拥挤压力，并通过税费杠杆引导游客的时空分布。
近年来，旅游税的功能定位与实践模式已经进入综合治理阶段。随着过度旅游的负面影响扩展至环境承载力极限、文化遗产保护危机与全球气候变化等更广泛领域，旅游税随之演变为旅游目的地可持续治理工具。例如，美国夏威夷计划征收25美元“气候税”以资助珊瑚礁修复与防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旅游税则聚焦文化遗产与环境保护。这种保护和治理兼顾的实践模式表明，旅游税的核心价值已从基础财政补充转向系统性资源保护与治理。
典型特征
各国的旅游税实践呈现三大特征，即征收标准的灵活性、征收手段的数字化以及征收目标实现的协调性。这些特征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旅游税赋能目的地可持续治理的基础框架。
在征收标准方面，课税城市会依据旅游活动的时空特性及游客类型差异，科学界定征收对象与标准。
浮动税率被广泛应用，以调节旅游目的地高峰期的压力。在旅游旺季或高峰时段适度提高税费，以疏导客流、缓解承载压力；而在淡季则相应调低税率，以维持旅游吸引力。例如，俄罗斯自2025年起实施的旅游税制度，授权地方政府根据季节和客流量自主调整税率。
各国大多采用差异税率设计引导游客行为，针对不同类型游客对目的地资源消耗和社区影响的差异，实施差别化税收。意大利威尼斯规定日间游客入城费为5欧元，但在临近访问前3天内登记将被收取10欧元；住宿游客通常按每人每晚1—5欧元不等缴纳住宿税。动态化、差异化的征收机制有效平衡了旅游收益获取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更精准的游客管理。
在征收手段方面，旅游税征收主要依托两种数字化方式。一种是将税费与交通或住宿环节绑定，由航空、船舶、住宿提供商或在线旅游平台在票务或房费结算时代收代缴。日本自2019年起实施的离境税由航空及船舶公司在售票时代收并计入票价，法国巴黎的住宿税由住宿方收取，均属此类。
另一种是针对热门景点或特定区域，在景点门票中附加费用，或要求游客在通过官方预约平台在线预约时同步缴纳相关税费。例如，意大利威尼斯面向一日游游客征收的进城费，即主要通过其官方预约平台在线缴纳。
此外，数字支付的普及为向自驾游客等流动性强、传统征管难度大的群体征税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有效拓展了征收覆盖范围，显著减少了征管盲区。
在征收目标实现方面，旅游税税款使用的精准性是协调各方利益、有效化解矛盾的关键。在挪威，针对游客激增导致基础设施超载并引发居民不满的问题，当地旅游税法案明确规定，税款用于改善目的地公共设施，如增设公厕、扩建停车场。而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针对游客行为不当引发的环境问题，当地政府明确，将税款定向用于维护宗教场所、修复传统建筑及清理海岸污染。
潜在挑战
旅游税的实施推广，也面临一些潜在挑战。
首先，征收标准的公平性存在争议。旅游税常因征收对象和豁免规则的差异化设计引发公平性质疑。例如，若仅针对外国游客征税，可能被视为基于国籍的区别对待；若覆盖全体游客，则可能增加本国居民的休闲成本。
其次，税收征管面临执行成本高与逃税风险大的问题。旅游税的征管高度依赖住宿、交通等中间环节的代扣代缴机制。对于跨区域流动的自驾游客等群体，征税难度较大。
再次，课税行为可能引发行业经济效益下滑。税费增加会抑制价格敏感型客群的消费意愿，尤其对短途游和青年背包客等市场产生挤出效应，并连带冲击餐饮、零售等配套产业。
最后，税款使用的透明度不足。一些地区尚未建立流向清晰、监督严密的机制，导致税款流向模糊或未能精准匹配社区需求，容易引发公众对征税形式化的质疑。
研究国外的旅游税制度，对于科学评估旅游活动的综合成本与收益，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平衡政府与行业、居民与游客的多方诉求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