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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党到开国,中国共产党走了28年,时空坐标的中点落在1935年的遵义。一场为期三天的会议,改变了中国历史。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召开是14年,从遵义会议召开再到新中国成立也是14年。中国革命前14年苦苦探索,几经起落;后14年昂首阔步,走向胜利。

历史何以在遵义转折?

转折,舵手一易上新途

隆冬腊月,娄山关的雪纷纷扬扬,遵义城的人熙熙攘攘。

记者登上遵义会议会址的二层,木质楼板嘎嘎的响声仿佛穿透了历史的尘封。

缓步走进这个改变中国历史的会址,眼前的国家一级文物——长方形会议桌,仿佛无声地诉说着那三天的字字句句,墙上的纪念馆镇馆之宝——挂钟,似乎不断回响着那三天的分分秒秒。

86年前,也是这般时节,窗外天寒地冻,屋里却在激烈争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问题。

据《红军长征史》记载:“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桌下的火盆虽然难以驱散满屋的寒意,但毛泽东铿锵有力的发言却让与会的年轻革命家们心头滚烫。躺在一张藤躺椅上参会的王稼祥带着枪伤、发着高烧,听完发言后坐直了身子,为毛泽东热烈鼓掌,他坚决提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部队。

会议形成了12000多字的总决议,总结了失败教训,通过了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建立的军事指挥“三人团”、决定北渡长江创建新的根据地等决议。伍修权在遵义会议结束后写下了:“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邓小平同志后来在评价遵义会议时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历史的回响,是宗旨的传承,是现实的呼唤,是人民的期盼。

自主,批判教条定方向

1月25日清晨,遵义会议会址迎来了当天的第一位参观者。“从小就在课本上看到这栋楼,今天终于见到实物了。”63岁的河南游客鲁峰面对这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建筑难掩激动之情。这位河南省排球队的退休教练驾车从郑州出发,先到韶山,再到遵义。“就是在这栋楼上毛泽东主席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鲁峰仰望会址,喃喃自语。

领袖不是从天而降的。长征前毛泽东虽已被撤销了军事指挥权,但他始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保持着巨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路走来,他不断争取党和红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努力挣脱“左”倾冒险主义的枷锁。以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等为前奏,毛泽东在军事上的精准预判和卓越才能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红军上下逐渐形成了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信任。

遵义会议前,张闻天和王稼祥在贵州黄平曾有一段“橘园对谈”。王稼祥问:“红军下一步怎么办?博古、李德再这么搞下去能行吗?”张闻天答:“我考虑再三,他们再来指挥部队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

“长征初期,中国共产党年轻的革命家们经历了激烈的争论,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军事指挥者教条执行着共产国际的意图,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民族脊梁坚决要求走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独立自主之路。遵义会议正是以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胜利而彻底结束了这场争论。”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遵义会议精神研究”项目首席专家徐静说。

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

传承,红色基因育新机

“遵义的红色遗迹还远远没有发掘充分。”遵义会址纪念馆原馆长雷光仁认为,“十四五”期间国家将重点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这对于遵义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不仅将带动遵义“四史”研究的突破,还能够让市民和旅游者通过更好的旅游体验,实现润物细无声地接受红色文化滋养。“每年都有300多万人到会址参观,随着长征文化公园的建设,不仅将有更多游客,还将促使大家想多住几天,在遵义探索全域红色旅游的新发现。”

“我计算过,红军长征一天至少要走40公里,相当于每天走6万多步,而且都是在与恶劣的环境和凶恶的敌人的斗争中走完的,没有非凡的信念支撑,难以想象。”来自遵义红花岗区的红色义务宣讲员孔霞已经讲了7年红色故事,她的书房里珍藏着她的爷爷——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老红军孔宪权的生平照片。“我通过整理爷爷的故事了解了整个长征,再把这些故事带到学校,讲给孩子们。”孔霞说,她业余时间都用来整理和传播遵义会议和长征的故事。

遵义人爱红色,传承红色基因在这座城市里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转折之城”是市民最喜爱的雅称,不用组织,社区有红色物业,广场有红歌对唱,商店有红色手伴。2014年遵义的党史爱好者还在全国率先自发成立了长征学学会,身为学会秘书长的雷光仁告诉记者,学会有200多名会员,个个都是义务讲解员和红色文化传播者,每年学会组织的专场宣讲有200多场。而自2016年7月以来,遵义会议纪念馆就以“长征与遵义会议”为主题在全国各地举办巡展,每年参观人数超过200万人次,成为传承长征红色基因、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流动讲堂”。

“遵义会议精神对于贵州有着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遵义会议精神研究”项目首席专家徐静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贵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走出一条发展新路。而遵义会议精神中蕴含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等价值追求已经融入脱贫攻坚等工作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的交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脱胎换骨。2018年实现了公路的村村通、组组通。已建成和即将建成的6条高铁,让贵州从西南一隅变成了连接西南和华南、中南、西北的交通枢纽。最令贵州人自豪的要数万山丛中那些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的桥:北盘江大桥、坝陵河大桥、鸭池河大桥……红军战士曾经用双脚丈量过的黔山大地,如今已再无险途。

遵义会议精神带领贵州人民走进新时代,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从实现整体脱贫到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先试,从大数据产业独领风骚到基础设施飞速发展,贵州再也不是贫困落后的代名词,而是后发赶超的“模范省”。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遵义会议会址是如何认定的

遵义会议会址。本报记者 吕慎供图

我们今天看到的遵义会议会址并不是一开始就认定的,其中还经历了一番周折。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遵义会议研究著名专家费侃如介绍,1935年1月遵义会议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举行,只有为数不多的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知道确切的会议地点。新中国成立后,遵义地委根据一些当年的红军干部和群众代表的回忆,初步判定老城杨柳街天主堂为遵义会议会址,并挂出了“遵义会议纪念堂”的牌子。

1954年1月,遵义地委接到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来函:“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地委当即将驻在公馆内的机关搬迁,把坐落在老城子尹路的原柏公馆及周围环境保护起来,并把公馆各部建筑和周围环境拍成照片,绘制详图,报请上级进一步鉴定。

1954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同时指明“天主堂”曾为红军总政治部驻地。

会址确定了,可会议具体是在哪一间房子召开的呢?据红军离开遵义后首先进入公馆的一位柏家亲戚说,在厢房楼上一间屋内,桌凳摆设的情形有开过会的模样,墙壁上还有一张大胡子外国人的像(即马克思像);1957年3月6日,杨尚昆回忆证实:“开会的那间房子是在楼上,有窗子靠天井,我肯定记得不错。”主楼楼上东走道原房主的小客厅,即为遵义会议会议室。

1958年11月3日,遵义会议参加者邓小平、杨尚昆再次来到遵义会议会址,走进会议室时,邓小平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进一步证实会议室的位置准确无误。

1959年10月1日,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遵义会议会址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5年会址全面修复工程竣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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