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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讲坛:重庆文化遗产开发及保护利用

时间:2019-04-15 来源:中国旅游报 作者:牛锦霞

主讲人名片:

袁东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考古领队,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库专家,全国重点文物工程方案审核专家库专家,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文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为城市考古、城市空间流变、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宋元战争等。

△主讲人 袁东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深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改革。近年来,重庆着力文化遗产开发和保护,多措并举,积极提升城市品质,不断彰显城市魅力。

底蕴深厚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座城市乃至一个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提出,重庆有好山好水,自然人文资源丰富,城市旅游、乡村旅游、自然旅游、人文旅游发展潜力很大,要实施城市提升行动计划,提升城市的经济品质、人文品质、生态品质、生活品质。

近年来,重庆文化遗产保护坚持“保护为主、以人为本、传承发展、社会参与”原则,创新实施文化遗产“一体化保护”,着力建设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城市文脉资源融合,彰显重庆历史文化名城魅力。

重庆现有不可移动文物25908处,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82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处;巴渝古建筑和古遗址5723处、革命文物290处、抗战遗址395处、工业遗产92处。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涪陵白鹤梁题刻、合川钓鱼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8个、名街1个、名村1个,传统村落74个;市级历史文化名镇46个、名街5个、名村28个。这些底蕴足以支撑重庆历史文化名城地位。2019年,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主持发掘的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项目获得“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再次唤醒了人们对重庆这座“英雄之城”的追忆。

重庆历史上孕育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文化资源。如何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讲好重庆故事,推动历史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让更多人享受高品质生活,这其中,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探索与实践,对于提升重庆这座城市的文化自信、历史内涵及人文品质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近年来,重庆以建设文化强市、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坚持以“文旅融合”发展为主线,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始终,文化与旅游相生共兴,相辅相成。

文物价值挖掘展现区域文化魅力

近年来,重庆深入挖掘特色文化当代价值和精神实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让文化说话。通过文物保护调查、发掘、研究、解读,厘清重庆历史文化脉络和文化底蕴,阐明重庆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其中,合川钓鱼城大遗址考古挖掘就是一项重要内容。

合川钓鱼城大遗址是宋蒙(元)战争山城防御体系中重要一环,在宋蒙(元)战争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军事防御作用,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体现了当时川渝军民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

从2005年开始,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致力于合川钓鱼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对钓鱼城文物分布情况、功能结构有了较为整体、系统的认识,丰富了钓鱼城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填补了区域乃至全国城址考古的诸多空白,促进了对钓鱼城“山、水、城”合一的布局结构与大纵深多重防御体系的全新认识,有力支撑了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带着对钓鱼城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和历史战争价值的思考,2013至2018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袁东山团队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连续主动考古发掘,对城址西部范家堰遗址展开6000余平方米的主动发掘,最终确认为钓鱼城政治军事中心——衙署遗址。范家堰遗址规模宏大、布局规整、轴线清晰、性质明确,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极其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其规格形制、空间布局与南宋《平江府图碑》《景定建康志》所绘衙署建筑高度吻合。结合钓鱼城遗址南一字城、古地道既往考古发现及堪舆地望、空间分析,应为《宋史》、万历《合州志》所载淳佑三年(1243年),四川制置使余玠纳播州二冉之策修筑钓鱼城时所徙合州州治,是钓鱼城政治军事中心,该发现为钓鱼城“申遗”提供了重要支持。

“考古先行,全程参与”,是钓鱼城今后大遗址考古工作的必然要求。大遗址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资源,合川钓鱼城遗址入选了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十三五”规划》,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了《钓鱼城大遗址考古工作计划(2019-2025)》,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将开展持续性的钓鱼城大遗址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及测绘工作,进一步提炼钓鱼城大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加强遗址保护与展示等申遗基础性工作,扩大钓鱼城大遗址区域和国际影响力,助推钓鱼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近年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先后承担了《奉节县白帝城大遗址保护规划》《奉节县白帝城大遗址保护工程设计》《万州天生城大遗址公园设计》《永川区汉东城遗址保护规划》等项目,同时开展忠县皇华城、云阳磐石城、渝北多功城等多项山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为重庆的大遗址保护积累了丰富经验。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将按照“保护固态、传承活态、发展业态”的理念,统筹推进重庆山城防御体系大遗址保护重点项目考古工作。大遗址保护坚持以人为本、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才能让大遗址的文化内涵“活”起来,推动大遗址保护向更深层次发展,将会让深埋于地下的宋蒙(元)战争山城大遗址“活”起来,让文物的生命力得到延续,更让正在成为内陆开放高地、山水清秀美丽之地的重庆增添古韵古香,让文化遗产最大限度惠及民生,对于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增强市民文化自信、提升城市美誉度具有重要意义。

多措并举推进提升城市品质

第一,加强文物价值挖掘,彰显重庆文化魅力。近年来,重庆深入挖掘特色文化当代价值和精神实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让文化说话。通过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挖掘文化遗产资源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重庆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通过文物保护调查、发掘、研究、解读,厘清重庆历史文化脉络和文化底蕴,阐明重庆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实施“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建设长江三峡文化遗产长廊、大足石刻中华文明展示体验片区和红岩遗址群革命史迹展示体验片区。

第二,强化文物保护利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重庆始终把文物保护放在首位,坚持真实性、完整性、活态化保护原则,组建重庆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实施首席文物专家制度,推进以革命文物和抗战遗址、石窟寺及石刻、三峡后续文物、大遗址、巴渝古建筑为重点的文物保护工程,实施大足石刻、南岸弹子石大佛等川渝石质文物示范项目。推进三峡后续文物保护利用重大项目,开展奉节白帝城、万州天生城等大遗址公园建设。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及传统村落有机保护,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合川钓鱼城遗址、涪陵白鹤梁题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实施主城九区重点文物修缮保护工程,将重庆特色文化元素融入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打造彰显重庆历史文脉和经典元素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第三,建设传统风貌街区,留住城市历史记忆。按照应保尽保、活态利用、塑造精品的原则,重庆开展磁器口国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湖广会馆及东水门传统风貌街区、十八梯传统风貌街区、丰盛历史文化名镇、木洞传统风貌区、慈云寺—米市街—龙门浩传统风貌街区文物修缮保护项目。实施大礼堂、马鞍山、李子坝、金刚碑等传统风貌街区,以及走马古镇、偏岩古镇、龙兴古镇等景观品质提升项目,推动文化遗产综合利用和集中展示,把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到城市建设各方面,让城市既有外延,更有内涵,彰显重庆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第四,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丰富市民文化体验。重庆推进渝中区通远门城门及城墙、太平门城门及城墙、朝天门城墙等展示工程,加强老鼓楼遗址、多功城遗址展示及考古公园建设。开展重庆与俄罗斯联合考古科研合作,提升重庆文物行业形象。组织“重庆文化遗产宣传月”等系列活动,提升文化遗产工作的展示度和呈现度。通过合川钓鱼城、涪陵白鹤梁“申遗”,让重庆珍贵文化遗产享誉世界,不断释放重庆特色文化影响力。

对话:保护文化遗产建设精神家园

记者:大遗址是我国文化遗产和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地多有分布,我们该怎样认识大遗址及其保护意义?

袁东山: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大遗址是中国考古界和文化遗产管理界近百年的探索、实践、认知、总结、提炼的产物,它从20世纪20年代的“遗址”或“城址”,到60年代的“大型古遗址”,再到21世纪初国家大遗址行动计划的最终形成,其间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文物考古人士的辛勤劳动和智慧结晶,也在一定层面上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进程。

大遗址及其保护的意义在于认知中国文化之源的地位和不同时段的发展历程,探索、研究和揭示中国国家文明起源,集中展现中华文明内在体系和核心要素一脉相承,绵延不绝,构成中国文明五千多年连续发展的互证体系,鲜活诠释中国文化多样性、关联性及其复杂运动过程和发展机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协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共生、相互辉映,守护好民族文化之根和民族创造之基,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向世界人民展现当代中国在文化遗产事业上的智慧和成就。

记者:大遗址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资源,在保护和规划中应有怎样的遵循?

袁东山:大遗址保护和规划必须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宏观层面上要整体遵循“以人为本,传承文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规划,示范带动;创新发展,彰显特色”系列基本原则。

具体到每个大遗址,要树立“长远规划、整体保护”的概念,充分认识大遗址保护的长期性、系统性,积极融入城市整体规划当中,注重遗址环境与城市更新的协调发展。注重发挥考古工作在保护和规划中的基础地位和引领作用,贯彻“考古先行,全程参与,科研为主,保护第一”的大遗址考古工作方针,通过审慎、持续的考古工作,不断发掘、研究、阐释大遗址的重要内涵和价值,指导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记者:让文物“活”起来,使其生命力得到延续,这其中在设计上有哪些关键要素需要把握?

袁东山:首先要加强文物价值研究与评估,深入挖掘、准确把握其内涵和特征,建立包括学术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在内的完整价值评估体系,从文物特色出发,注重文化遗产资源在精神需求方面的展示利用。

其次,要创新文化传播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让文物的故事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人心,走进甚至融入百姓文化生活。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搭建引导观众、游客走进文物的平台和渠道。

最后,还要注意,“活”起来不能等同于“火”起来,引导观众不能等同于迎合观众,科学研究文物、遗址或者说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与保护传承路线,就大遗址来说就是要保障遗址本体的中心地位,避免过度保护和空泛设计,明确大遗址不是规划师或建筑师的竞技场,真正给予遗址应有的尊重。

记者:您如何认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有何建议?

袁东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文化遗产与旅游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两者的融合可以“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文化+旅游”完全可以实现“1+1>2”。文化遗产保护本身也包括传承意义,我们讲文化遗产保护人人参与,保护成果全民共享,旅游既是全民共享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重要渠道。建设遗址公园、主题博物馆等文化遗产保护形式,也为旅游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文化和旅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融合发展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必须贯彻落实“尊重规律、因地制宜”的要求。从狭义层面讲,旅游强调的是文化遗产的展示利用,前提必须是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两者结合利在“合”而重在“融”,在“宜融则融、能融尽融”总思路的指引下,准确把握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的科学规律,既要避免“保而不用”,也要避免“用而不保”,才能真正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记者:游客在文化遗产保护,比如在大遗址保护中能做些什么?

袁东山:游客可树立主人翁精神,除了“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文化遗产”外,还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保护工作当中,比如加入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等。作为检验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镜子,游客也可以就保护工作提出见解,给予完善建议,甚至参加相关听证会,作为利益相关者,就遗产保护政策、规划提出意见供政府决策参考。此外,也可以作为社会力量,参与大遗址保护的价值传播、展示利用,与遗址保护管理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在旅游项目衍生品如文创产品开发等方面,延伸大遗址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产业链条,深化大遗址保护的附加价值。







责任编辑:徐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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